天津北方网讯：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认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性，科学把握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在逻辑，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一 坚持历史主动，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鲜明标识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对外开放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总结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以对外开放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方位开放，到新时代以来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只有开放合作，路才能越走越宽。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跨越。持续完善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外投资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建设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更加主动注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战略抉择，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和新要求。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大范围的开放，需要扎实推进内外开放双轮驱动，对内持续优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统筹推进的开放格局，对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施均衡开放战略。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宽领域的开放，需要统筹推进传统领域、新兴领域两翼齐飞，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促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深层次的开放，需要进一步吸引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加主动的开放，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需要以主动开放助力改革主动、发展主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为安全的开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深度融合，要素流动持续增强，需更加注重对外开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
二 准确把握改革与开放的内在统一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新时代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之一，也是新征程上坚定不移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致胜之道。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一方面，高水平开放为深层次改革提供重要动力。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我国正在从过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主动对接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通过高水平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制度创新空间，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另一方面，深层次改革为高水平开放提供重要支撑。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是商品、服务、资本等市场要素开放的“升级版”，目标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客观上要求进一步破除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不断创造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和环境，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坚持以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谋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继续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既瞄准目标做好顶层设计，又从实际情况出发，有效化解实践中遇到的矛盾。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系统观念谋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也是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关键路径。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统筹谋划、强化协调，确保各项开放政策衔接发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要提升对外开放的整体性、协调性，以更为开放的态度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与合作，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从国内看，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动力。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大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力度，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有利于吸引集聚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创新要素资源，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要素供给和更大市场需求。从国际看，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国内市场是扩大内需的载体，国际市场是对外开放的载体，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推进我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沟通、相互促进，形成“以内领外、以外促内”的良性互动格局。
三 从主动对接到积极参与，发挥制度创新策源的引领作用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一体两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首要改革举措进行部署，彰显了从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到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开放境界。
制度型开放有效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制度型开放的全新阶段。全球治理规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加速变革，传统政策工具已经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制度型开放不再局限于商品和要素流动，而是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形成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力图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国内改革与扩大开放有机衔接。同时，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我国制度型开放特别是服务领域的开放水平有待提升。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要加快建立、完善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规则制度体系，用健全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引导和保障开放的方向和深度。
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能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稳定投资预期、降低投资成本。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进行新一轮重塑，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全面市场开放、监管政策等提出更高的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深刻分析国际经贸规则变化带来的全球资源要素和产业布局的重大变化，主动推进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全面、更深入、更高水平的对接，积极推进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订，明确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激发进口潜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不断提升我国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大对国际或区域制度的供给，推进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的双向借鉴和相互融通。
充分释放以自贸试验区为前沿的首创性集成式创新潜力。建设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既是我国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部署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在全国层面复制推广349项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作为我国第二批、北方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累计实施615项制度创新举措，42项标志性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172项改革试点经验在京津冀复制推广，率先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在持续深化系统性集成性制度创新方面，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进一步深化首创性、集成式改革探索，天津自贸试验区要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加快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贯通，在融资租赁、保税维修、大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优势领域开展更大程度开放的压力测试，推动各项试点措施取得实效。
四 有效汇聚全球要素资源，营造透明可期的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发展之基、活力之源，直接决定了生产要素资源的集聚与流向，成为塑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构成。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经贸、带投资，吸引汇聚全球资源要素，更需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
以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创造高效和公平的经济秩序。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是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竞争和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大幅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建设自贸试验区，推动建立更均衡、更平等及可持续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加快世界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进一步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需要持续优化制度环境，健全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缩减负面清单，避免“准入不准营”，推进“单一窗口”升级版。打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大力吸引、汇聚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逐步推进金融及外汇领域开放，构建公平有序的金融生态，创造更为高效和公平的国际投资和贸易秩序。
加快培育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外贸体制改革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重要一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需要强化贸易政策与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加快各类开放平台的建设，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天津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与良好的商贸物流发展环境，围绕塑造通道型开放新优势，以建成万亿元级对外贸易强市为目标，要加快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多措并举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畅通内外贸市场对接渠道，培育壮大服务贸易、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利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增强对国内外高端资源的吸引力。天津作为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拥有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优势，近年来连续出台鼓励外资企业投资政策，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等手段打造公平、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一批大型跨国企业和项目落户。进一步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破除阻滞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推动科技、电信、文旅、金融、教育、医疗等重点行业领域开放，打造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对外投资合作高能级承载地，主动担负起京津冀“走出去”的桥头堡功能，为高水平开放提供更多路径选择和区域方案。
五 发挥内外联通优势，
推动港产城“融”出开放新格局
利用内外联通有利条件，创造对外开放新优势，是有效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关键能力。天津正加快塑造通道型、平台型、海洋型、制度型、都市型开放新优势，以港促产、以港兴城，走出一条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为打造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增添新动能。
充分汇聚要素集成的开放合力。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新领域、面向新环境、对接新标准，单一的对外开放通道、孤立的开放要素条件、分散的开放促进政策难以形成高磁力的开放优势。推进高水平开放需要创造性集成各种开放要素，使有利于开放的区位条件、港口资源、产业平台、市场体系、城市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充分融合，形成高度协同性的对外开放发展布局。这就要求沿海港口城市对自身城市发展格局做深入优化调整，天津拥有独特区位优势、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优势、科技教育人才核心优势、港口“硬核”优势、城乡空间优势，是“三北”地区海上门户和“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
着力塑造港产城融合发展新优势。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经济体，港口发展与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进程始终相行相伴，相得益彰。天津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正通过港产城深度融合创造出新的发展动能。进一步塑造港产城融合发展新优势，要秉持“大港口、大开放、大循环”理念，着力破解港产城深层次耦合矛盾问题，壮大港口经济，发展适港产业和航运服务业，巩固提升海洋优势产业，做强海洋新兴产业，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全面推动“物流通道”升级为“发展通道”，“通道经济”升级为“港口经济”，实现港口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联动发展。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向贸易全链条拓展，优化指定监管场地和开放口岸布局，实施便利化通关措施。对通道型、平台型、海洋型、制度型、都市型开放形成全面支撑，有力形成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
全面提升陆海枢纽双向开放能级。要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天津着力深化打造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升级版，不断增强开放辐射功能和服务能级，对“三北”地区腹地实现了服务覆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港航创新服务加速推广，内外联通效率和便利性得到持续提升。进一步发挥天津港“硬核”资源优势，要完善陆海联通集疏运体系，强化国际物流枢纽功能，推动港口发展能级提升、区域航空枢纽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硬联通”。提升港航服务辐射能力，引导口岸通道型进出口贸易向增值型进出口贸易转化，不断提升对腹地市场建设的支撑能力，实现口岸服务“软联通”。推动市场规则联通、金融双向开放、人才和数据自由流动，实现国际国内“要素联通”，更加有力发挥战略支点作用。
以港口经济繁荣带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依托海洋开放联动都市开放是天津实现高质量开放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要立足壮大港口经济，着力培育开放型临港产业和海洋经济，形成对都市开放的有力赋能。提升发展港口冷链物流加工贸易产业，打造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满足腹地高品质生活消费需求。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贸易业态，集聚“买全球、卖全球”国际消费资源，打造商旅文深度融合的地标商圈，引进高能级跨国商贸企业和品牌运营商。提升海洋文旅发展质量，推动邮轮经济升级发展，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过境免签、支付医疗便利化政策，提升涉外服务能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六 巩固区域开放布局先导地位，
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统筹资源和市场，加快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不仅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更是全面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
加快形成区域协同的全面开放格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扩大高水平开放需要立足各地区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丰富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点，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动的全面开放格局。全局并进离不开龙头带动，包括天津在内的东部地区要走在全国对外开放前列，在制度型开放等高水平、高标准开放方面率先探索，打造高能级开放先行区。坚持“在全局中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主动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开放经验，在优化功能分工中形成区域协调、优势互补、梯度协同的全面开放大格局、大气象。
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和改革开放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是优化全国区域开放布局的重要一环。天津要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在深入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谋划实施改革举措，提升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实效性。有序扩大制度型开放，争取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在数据跨境流动、电信、医疗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区域商品与服务市场一体化进程，强化京津冀地区在市场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效衔接，促进区域各类资源高效流动，推动京津冀探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区域路径。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提升国际合作水平是服务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作为“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东部起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天津承担着持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开放水平的时代使命。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升级现有合作平台载体，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梯队建设。扩大进出口贸易，鼓励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物流仓储、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业务。持续加强人文交流合作，扩大“鲁班工坊”品牌影响力。通过构建多层次、多向度、内外交织、良性互促的开放体系，让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天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开放道路越宽广，改革发展动力就会越强劲，高质量发展成效就会越显现。新时代新征程，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先导作用，争做先行先试排头兵，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不断释放开放新动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
（执笔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 钟会兵 王双 王会芝 张新宇 施美程 刘俊利）
